《北京折疊》的作者郝景芳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叫做《孤獨深處》，她在這本書里提到說，節日本身沒有意義，就是一個時間點。但是節日讓全體人在同一時間舉行同樣的儀式，做同樣的祝福，從各自不同的事務中抽身出來，感覺彼此是一體的。這種同一性的認同感，正是人類群體凝聚力的來源。

對中國人來說，春節就是節日的集大成者，豐富的傳統文化和儀式表達在此間得到彰顯。而“看春晚與聊春晚”之于春節，則是36年來除夕之夜不可或缺的一個儀式感。不管我們是想要回答1988那年春晚，歲月為我們埋了什么彩蛋，還是想回看王菲那英《相約九八》，亦或者追憶奧運年體育上春晚，皆因為春晚承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娛樂和審美。

近幾年，移動互聯網浪潮改變各行各業形態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春晚的認知維度。套用一些說法，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春晚即場景，春晚即媒體，而在傳播儀式感之下，春晚其實更像是個“社交媒體事件”。最大的表征就是，一定要看春晚，否則你會看不懂微博；一定要看微博，否則你會看不懂春晚。

從任魯豫C位，竇靖童微博炫媽，賈玲穿山寨湖人隊籃球服，李思思和那英的眉毛，王菲的洗碗手套等等，都是微博上由節目延伸出來的話題。

各路解讀高手都沒有放過春晚這個IP，比如民謠圈在熱議李志的《你離開了南京，從此沒有人和我說話》被蔡明小品引用了，互聯網圈則發現賈玲衣服像是披著美團外賣和餓了么外賣制服的百度外賣員，體育圈球迷發現賈玲是在低位背打致敬科比，二次元圈覺得蔡明在cos《銀魂》造型，營銷圈大拿杜蕾斯又出手了……

當然，最大的話題點還是歌曲上，畢竟從《我的中國心》、《冬天里的一把火》到《時間都去哪兒了》，春晚一大特色就是膾炙人口的金曲。今年，樂壇天王周杰倫再戰春晚舞臺獻唱《告白氣球》，歌聲和表演之外，刷微博才知道，魔術場景里有一個咖啡屋，而這家咖啡屋的總監就是周杰倫的老婆昆凌。網友笑稱，恐怕只有周杰倫敢在春晚舞臺上悄悄打廣告。

而王菲和那英20年后的同臺更是回憶殺，兩位至今仍舊活躍在華語樂壇的歌手記錄了至少兩代人的青春。“衣錦夜行的燕公子”在微博說，還可以愛王菲500年。

當然，用戶的反饋，在傳統主流媒體把握話語權的時代，也是存在的，但囿于傳播機制，或多或少造成了知識壁壘以及社會場景的隔離。在傳播重心下移、人人都是創作者的今天，趣味讀解所引起的傳播影響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好的二次創作會通過微博、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體系產生指數級擴散。

春晚直播期間，討論春晚的微博7577萬條，互動量2.12億次，#春晚#話題閱讀量增加65億。除夕當天，春晚相關短視頻的播放量達到8.7億次，#艾特春晚#直播觀看量4061萬次，互動量6046萬次。所以，此前我在《微博重塑春晚IP的武器：大眾文化、電視社交、年輕群體》一文中說，在社交媒體影響下，春晚其實經歷了節目IP、文化IP到社交IP的轉變。

正因為社交媒體本質上是網絡公共空間，其信息環境為社會行為創造了新的媒介場景，信息傳遞以即時性、互動性、共享性以及場景融合趨勢，形成了一種參與度更高、互動性更強的開放式信息系統。也正因此，春晚在有了電視屏+手機屏加持之后，贏得了更大范圍的傳播。

《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的作者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認為，與一般的電視節目、電視新聞、甚至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不同，媒介事件是“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是關系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

戴揚和卡茨指出，典型的媒介事件需要由組織者、電視臺和觀眾三方合作完成，“每個方面都拿出相當的時間和其他投入才能使一個事件順利地成為電視事件”。

當然，這兩位作者全面、系統提出這一理論的時候仍是電視媒介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年代。但看起來，這一理論運用在電視社交的年代似乎更為貼切。比如說，我們愿意坐在家中與親人共享年夜飯一起看春晚，但同時我們也對春晚背后的故事、揭秘產生興趣，無數個家庭和春晚一起構成了新的春晚含義。

30余年來，作為負載著傳統和時代雙重主題的央視春晚，其中當然不乏具有豐富內涵、深遠價值的優秀作品。1983 年的歌曲《鄉戀》、1995 年的小品《如此包裝》、2005 年的舞蹈《千手觀音》、2017年的致敬老紅軍等等。如果要說2018年最大的記憶點，那應該是央視春晚攜手微博發起的“點亮#中國贊#”。

“點亮中國贊”分為“贊有趣的春晚故事”、“分享2017最感動瞬間”、“集贊贏2018紅包”、“春晚跨界明星戰隊”等多種玩法。“春晚+微博”通過大V+草根實現社交式互動式傳播，為網友們提供歌舞、娛樂、追星、互動、吐槽、抽獎等各種素材。年輕用戶或許不會看電視、對春晚沒感情，但如果他們關注的明星、大V、好友們參與到春晚相關話題中，春晚仍然會抵達他們的手機屏幕。

憑借此，這一屆春晚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為中國點贊、為自己點贊的熱潮。除夕及春晚期間，微博活躍用戶達到2.2億。#中國贊#全民點贊20.58億次。大年初二，微博在紐約時報廣場給全球華人拜年，這些正印證了戴揚和卡茨的媒介事件一說。

正如鮑德里亞所說，我們身處后工業時代，消費的不僅僅是物的實體，更多的是物背后的意義、文化等附加物。在后現代主義消費思潮下，受眾開始關注節目主題內容之外的一些信息：從人物表情到服裝發型、從舞臺布景到臺詞設計、包括吉祥物等等，他們都能從中挖掘出新的內涵，并通過制作表情包、編寫另類解讀，創造出更為豐富的娛樂價值。

在娛樂、游戲和紅包中，我們又經歷了一個春晚。同春節一起，節日儀式感甚至已經成為了維系中國人情誼的最佳途徑之一。后春晚時代，文化的參差多態才是傳播的本源。